（宪法第3条第3款），但即使是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也并不能包揽一切事务，不能代替其他国家机关的职能，而只是组织其他国家机关，并监督其工作。

其理论与历史上的政治运行实态确实有吻合之处。二、我国学界的传统观念及其局限 我国老一辈资深宪法学家在讨论宪法序言时，一般均认肯其中蕴含着宪法的根本性规定。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这是我国宪法予以确认的。关于为什么社会主义是第二根本法，陈文提出两条理由：一是历史经验证明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他认为建构这种关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法权结构的理论乃是中国宪法与政治理论的当务之急，政治法权结构必须体现为一种具体的宪法结构，而不能停留在现在的绝对宪法和宪法律相分离的水平上……绝对宪法和宪法律分离，就是指共产党的领导权和国家权力的组织没有在宪法律上形成一种具体的结构。35于此，需要深思的问题是：中国社会主义宪法与西方资本主义宪法的根本分歧究竟在哪里？中西方宪法以及整个法秩序在价值诉求上的分歧其实不在于——以人为最终的关怀——这个目的，而在于如何实现这个目的的方式或手段。15 李鹏：《李鹏在全国法制宣传日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1年12月4日。

24这种论调不仅与时代潮流不合拍，同时也与以《中国共产党党章》为核心的党的规范性文件严重背离。1 很显然，在凯尔森看来，宪法序言之于整个宪法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部分，因此，他也就断然地否定了宪法序言包含了宪法的根本性规定。宪法社会学是在为规范宪法学激活中国宪法提供实证意义的素材与养料，既然规范宪法学的研究目的之一是要将中国宪法最终修成正果，成为实至名归的规范宪法，[28]同时认为，在所谓的那种规范宪法瓜熟蒂落之前，宪法规范的变动是不可避免的，虽说在正常的政治形势下，施密特所言的宪法的废弃、宪法的排除、宪法的取消以及宪法的停止这些宪法变动的状态均不会在中国出现，但可以想见，宪法的变迁与宪法的修改则必然构成今后中国宪法规范变动的两个重要形态，[29]那么如何变迁以及修改什么就需要相应的政治生活加以指示，而宪法社会学的隐形宪法研究可能就是一种重要的指示或提示，也因此会为宪法变迁与宪法修改提供具体的有效性素材。

就研究程度的深入性而言，就是要在国别宪法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专题性研究，这是以一国宪法学为依托的另一种意义的体的细化。[12]因此，在不触动或改造中国的宪法学研究之体的情形下，无论是教学方式的改革，还是教学内容的精心又无奈的选择，都只能是权宜之计，也必然于事无补。林来梵教授对中国宪法学的未来进行了规划（也是决断？），今日乃至未来中国宪法学最大的时代问题，应该是在理论层面努力建构一种体系化的、以规范主义为取向的中国的宪法学，在实践层面努力贯彻这种规范主义的精神。进而言之，中国的宪法学研究的发达需要依赖国别宪法学研究的精细化，在此，不需要反对国别宪法学或留学国别主义，反而需要提倡国别宪法学或留学国别主义，因为只有国别宪法学研究才能为中国的宪法学研究提供丰富的知识养料，才能为形成中国的宪法学的思想之学提供思考的素材。

[25]如高全喜教授认为，陈端洪博士《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一文中，关于社会主义宪法与资本主义宪法的两分，根本没有触及政治宪政主义的核心问题，尤其是没有触及到洛克所代表的英国光荣革命的宪政精义。前者是规范性问题，后者是实效性问题。

只有这样，宪法学才可能和物理学或经济学一样成为一种科学，宪法才不至于沦为一本纯粹的宣传文件。其二，从中国宪法的社会性出发，以中国实际的政治生活为根基，对中国宪法的真实状态做出描述。但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宪法解释学对于中国宪法文本的解释还是有选择的，或者说，对中国宪法文本进行了切割式研究，主要关注中国宪法文本中的公民基本权利与国家机构，而对中国宪法序言与宪法总纲的文本解释还显匮乏，这样就不能形成关于中国宪法文本的整全性知识，笔者将这种状况称之为碎片化研究。[41]详尽内容可参见韩秀义：《草地故事、论证性正义与中国信访出路》，载于《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29]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91页。虽说这是支振峰博士针对中国法理学研究的反思，如果不是论证上偷懒的话，似乎也适用于中国的宪法学研究。在这种描述过程中，与其说是关注中国宪法文本，不如说是关注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实际或实然状态。[34]高全喜、田飞龙：《政治宪法学的问题、定位与方法》，载于《苏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宪法的社会学研究也是在确立中国宪法学研究之体，而研究之用则社会学与法社会学的各种方法，这也是中国宪法学研究之用的选择。中国宪法学研究首先要研究事实，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中国宪法的政治经验事实与社会经验事实。

中国的宪法学研究之体的比较，可以在两个层面展开：其一，以国别为核心的比较研究。[1]近期学术争论与讨论的文章主要有：李忠夏：《中国宪法学方法论反思》，载于《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

可参见崇明：《托克维尔的焦虑》，载于《读书》2009年第9期。公法学以对西方公法学的跟随式研究为主流的研究范式又将面临一次重大转型。[40]虽说理论贡献寡淡，但这种争论似乎也能提供某种启示：对于秋风先生的主张而言，其用一种无中生有（相对西方的宪政主义而言，儒家一定没有，但还是通过历史的挖掘论证为有）式的夸张，流露出儒家思想能够成为宪政建设资源之意，只不过这种宪政建设应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宪政建设。第三，针对研究目的的极端实用主义，有必要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努力进行体系化的思考。[44]尽管这是针对中国宪法实施研究所做出的多元假定，但似乎对中国宪法的整体研究也可适用。前者是有关规范宪法学本体问题，后者是规范宪法学存在的宏观场域问题。

关于中国宪法学的体与用的争论与讨论是中国的宪法学研究体与用问题的一个部分，这种争论与讨论既反映了中国宪法学研究的多样化趋势，也显现出中国宪法学研究所存在的问题。[39]参见袁伟时：《儒家是宪政主义吗——简评秋风的孔子观》，载于《南方周末》2011年6月23日。

出身法国者，必对Dugiut之学说服膺拳拳。中国宪法学研究之体的确立与用的选择，可以从事实、文本与理论建构三个层面递进展开论证。

[7]详见张千帆：《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五章，第281—383页。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某些学者所极力宣扬的宪法教义学的立场与态度。

[3]这里所用的中国的宪法学意指在中国由中国宪法学学人所展开的宪法研究活动及成果，在类型上包括中国宪法学、外国宪法学与比较宪法学。对于中国宪法学研究的决断，笔者依然围绕中国宪法学研究之体与之用两个层面展开，其间，也将对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之争做出简要评论。就共性寻找而言，其主要目的是要总结规律，这种规律或许就是普世性的，从而成为各国宪法应该恪守的标准或制度设计底线。从民生问题的内容来看，可以认为是关于中国宪法权利的保障与实现，而宪法权利的保障与落实，无疑是中国宪法实施的重要方面，因此，重庆模式中的民生问题就与中国宪法实施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并且由于重庆模式中民生内容牵涉的范围具有综合性，也因此使得这一个案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典型性。

参见高全喜：《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49页。对于中国法学研究总体而言，关于理念、方法与进路的讨论甚多，但对中国法治建设目标的规划却付之阙如，[37]中国宪法研究中也缺乏关于中国宪政建设目标的提炼与设定，这实际上是中国宪法学研究之体的重大缺失，也正因为存在着中国宪政建设目标的空白，才使得中国宪法学界对于晚近思想文化学界所发生的关于儒家宪政主义的争论无力做出回应，也不能做出中国宪法学者应有的学术贡献。

对中国真实的宪法世界的刻画与描述至少可以从两个角度展开。在这个意义上说，将宪法学仅仅视为科学，是物理学意义的科学，也是学者对自身的矮化，是一种思想层面的自我放逐。

对这里所提及的思想性知识更需要慎思与警惕，因为知识中蕴含的思想如果缺乏真正的思想性就更具破坏力，如身为耶鲁大学教授的华裔学者陈志武先生认为如果土地私有，在转让过程中拥有地权的农民至少还有点发言权，是交易的主体方，在许多情况下农民的所得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少。[20]林来梵教授关于中国宪法学的规划，包含着中国宪法学研究的体与用，对于中国宪法学研究的决断具有重要的启发，只是其所规划的内容由于立基于规范宪法学立场，还不够全面与深入。

对于中西宪法主题的杂糅，曾经是法学本科生的袁士杰先生针对宪法学教材有过如下描述与分析：无疑，宪政理论发端于西方，对于无宪政传统的中国而言，宪法学者在编著中国宪法学教材时，难免会出现中西混同的问题，这或可成为对其出现偏颇的一种辩解。因此，村社集体掌握一定的土地权利，包括调整土地利益的能力，对于方便农业生产是十分重要的。相对于理论之体与中国宪法的三维假定，可以从任何一个维度展开，从而选择相应的方法。当下中国，转型历史正在爬坡，需要的是助力推一把。

进入专题： 宪法学 。），并且这种区分与解释在笔者看来值得宪法学者借鉴。

事实上，小到个体中到团体大到国家，每时每刻不都在决断吗？选择是一种决断，规划也是一种决断。[20]参见林来梵：《中国宪法学的现状与展望》，载于《法学研究》2011年第6期。

汪祥胜：《政治宪法学的中国式表达》，载于《苏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作为知识的西方宪法理论与制度实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宪法学是知识之学。